高三下学期开学那一周，我收到了父母寄来的最后一份“礼物”。 不是贺卡，也不是学费，而是手机微信里两条冰冷无温的文字。半年前我偷偷服用雌激素的事情被同寝室的男生举报到了教导处，消息转手传到了远在老家的父母耳朵里。那天晚上，电话那头父亲的呼吸声沉重得像是一台濒临报废的抽水机，最后只砸下两句话： “你自己看着办。” “别再拿家里一分钱。” 大约过了十分钟，母亲发来了一条更清楚的补充：“你要是肯做回一个男孩，把头发剪了，学费、生活费、什么都给你。你要继续这样，我们就当没这个儿子。” “做回一个男孩。” 这五个字比起断绝经济来源，更像一把钝刀子，顺着我的气管一点点割下去，拉出沉闷的钝痛。想起吃激素前的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清晨醒来，看着镜子里那张骨骼基本上定型有着明显男性特征的脸，都觉得无比陌生与厌恶。如果不能作为一个女生活着，如果必须要穿上宽大的男式恤衫、剪掉好不容易蓄到锁骨的长发、扮演一个被社会和家庭设定好的角色，那我宁愿让生命停留在高三这个压抑的春天。 可即便要去死，也要先把眼下的账清了。高中最后的学期需要交补习费、资料费，还有我每天必须按时服用的药物。在正规流程内，我这种人想要拿到跨性别相关的诊断与处方，需要监护人签字同意，以及漫长而复杂的精神评估。而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反跨声浪，将这条本就狭窄的通道堵得更死。拿不到处方，雌二醇和抗雄激素就只能花高价找网上的私人代购。货源极不稳定，价格是医院正规药房的三到四倍，每一次撕开快递包装，都像是在押上自己的健康去赌一盒不知成分的假药。 就在我最绝望、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去学校后山的高压铁塔时，班主任王老师向我伸出了手。 王老师今年三十二岁，毕业于国外名校数学系，教高级数学。她平时总是把一头乌黑的长发整齐地束在脑后，戴一副半框眼镜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眼神极锐利，课堂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敢在她面前造次。由于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她对我格外关照，常在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指导竞赛题。 得知我的家庭变故后，在一个雨夜，她把我带到了她的教师公寓。那是教职工楼顶层的一套四十平米的小户型，极干净，空气里长年飘着一种淡淡的檀香与某种冷调洗涤剂的清香。她帮我拖着行李箱进屋，指了指次卧：“收拾一下，以后住这里。学费和生活费我来出，正规医院的处方和药物，我用我私人医生的关系和身份帮你想办法。” 我站在玄关，眼泪毫无征兆地砸在鞋柜上。就在一天前，我还龟缩在学校那间散发着汗臭与恶臭的八人间男生宿舍里，把头埋进被窝里，忍受着室友们对我长发和身体的嘲笑、侮辱与肆意霸凌。而现在，门一关，漫长的屈辱与恐慌被骤然隔绝在外。看着眼前这间散发着清香的房间，我知道，她把我从那个随时会吞噬我的泥潭里硬生生拉了出来。 但王老师并没有像慈母那样抚摸我的头。她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，叠起双腿，眼神平静地看着我：“林婉。” 她叫出了这个我自己认同、却从未被父母和其他人认可过的名字，“我给你庇护，允许你在我的房子里做你自己：留长发，穿裙子，服用雌激素。但我绝不许你因为这些事情毁了你的成绩。你的脑子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筹码。” 她当着我的面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木制戒尺。尺身窄而厚，边缘被磨得圆润，在暗黄的灯光下泛着沉沉的光。